第一章 没有结构的自由，只会变成混乱
巴黎，1792年9月
那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巴黎的空气里弥漫着屠宰场的味道。
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超过一千二百名囚犯被拖出牢房，用刀、斧头、棍棒和草叉处决。死者被剥光衣服，尸体堆在庭院里，血水沿着塞纳河的鹅卵石街道流进下水道。九月屠杀——历史这样称呼它——是法国大革命最疯狂的痉挛之一。但它不是反革命的报复。不是外国军队的入侵。它不是来自外部。
它来自自由本身。
让我们退后三步，看清楚这一幕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1789年夏天，法国人民做了任何启蒙运动教科书都会告诉他们去做的事。他们推翻了专制君主。他们废除了封建特权。他们发表了《人权宣言》，庄严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贵族跪在国民议会上，流着眼泪放弃了自己几个世纪的特权。整个旧制度——tax farming, lettre de cachet, 行会垄断，贵族法庭——像沙堡一样崩塌了。
三千万法国人突然之间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自由。
从纸面上看，这是人类文明的巅峰。
从地面上看，这是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
因为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现在谁来管？
面包不够吃的时候，谁来决定价格？农民拒绝把粮食运到正在囤积粮食的城市时，谁来解决？如果你怀疑邻居是保皇党，你有权利举报他吗？如果把那个人处决了，谁来决定那是正义还是谋杀？
1792年9月之前，这些问题有一个答案：国王。
不是个好答案。但至少是个答案。
1789年之后，没有答案了。
国民议会辩论不休。巴黎的各个派系互相指责。革命法庭开庭又休庭。与此同时，面包的价格涨到了一个工人一天工资买不起一条面包的地步。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正在向东推进。与此同时，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囚犯们正在密谋越狱，加入入侵者，屠杀爱国者的妻子和孩子。
没有人能证明这个谣言是真的。也没有人能证明它是假的。
因为没有人在负责。
于是，9月2日，一群愤怒的市民闯入巴黎的监狱，开始自行处决囚犯。不是法庭的命令。不是军官的指示。只是邻居杀邻居，用刀、斧头、棍棒和草叉。
一位目击者后来写道：“群众成了法律。”他本来想赞美这句话的。他把它当作自由的诗篇来写。
但实际上，这句话是一份讣告。因为当群众成为法律时，法律就不再是法律了。法律变成了一时的情绪。变成了最近的人群。变成了谁的声音最大、拳头最硬、刀最快。
法国大革命学者西蒙·沙玛后来称之为“政治的青春期”——一个激情超越了能力、自由超越了结构的阶段。
但“青春期”这个词太温和了。青春期不会杀一千二百个人，不会把血排进塞纳河。
这不是青春期。这是“结构崩溃“。
法国大革命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理。一个大多数革命者到死都不愿接受的真理。
自由需要结构，就像生命需要骨骼。
没有骨骼，你不是自由地流动。你只是瘫在地上，任人宰割。
这个道理在生物学中显而易见。你绝不会说：“我多么羡慕水母的自由啊，它没有骨架的束缚。”你知道水母脆弱、无力、任由洋流摆布。
但在政治学中，这个道理却几乎不可见。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一个神话：权力是自由的敌人。结构是自由的束缚。规则是暴政的前奏。
这个神话拥有悠久而尊贵的血统。你可以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找到它——“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你可以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里找到它——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和思想的 sovereign。你可以从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里找到它——国家是一种不必要的恶，废除它，人类就会回归自然和谐。
这个神话的问题不在于它错了。
问题在于它只对了一半。
是的，坏的结构——暴君的枷锁、独裁者的法令、腐败的制度——是自由的敌人。但“没有一个作家会告诉你：没有结构比坏结构更糟糕。没有结构不是自由。没有结构是死亡。“
为什么？
因为人类不是在真空中互动的。我们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资源。不同的信息。当五个人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可以谈出结果。当五十个人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需要一个裁判。当五百万人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需要整整一个系统——法院、警察、财产登记、合同执行、货币、标准、规范、习俗——来防止这种冲突演变成九月屠杀。
“自由市场”这个词有两个字。第一个字“自由”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但第二个字“市场”才是真正的引擎。
而市场不是自然的。市场是建造出来的。
让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小到可以握在手里。
想象你和你的邻居都种小麦。过去三年，你都是用你的小麦换他的鸡蛋。你们之间有一个非正式协议。没有合同。没有法院。只有一个信任的握手。
突然，你的邻居开始给你的小麦里掺沙子。或者他停止供应鸡蛋，说“今年的鸡蛋都归我了”。或者他开始卖给你的鸡蛋比卖给别人的贵一倍。
你能怎么办？
你没有法庭可去。你没有合同可执行。你只有你们两个和你们腐烂的信任。
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这种情况往往以血腥收场。其中一个人拿起一根棍子。另一个人拿起一把刀。或者整个村庄分裂成敌对派系，把不可调和的仇恨传给自己的曾孙。
这不是“无结构社会的自由”。这是“部落战争的生态位“。
当一个社会没有结构时，它不会退化成一群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和平的个人。它会退化成“暴力的寡头统治“。最强大的那个人——最快的刀、最多的追随者、最冷酷的心——会取代国王。不是因为他想成为暴君。而是因为无结构的真空，以物理学的必然性，吸引着最重、最硬、最冷的东西来填充它。
所以这里有一条值得你划线的句子：
“结构消失的地方，暴力就会出现。这是自然法则，不是政治选择。“
法国的教训：自由之后的恐怖
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没有在1792年结束。九月屠杀只是一个前奏。
1793年秋天，革命进入了后来被称为“恐怖统治”的阶段。罗伯斯庇尔——一个曾以废除死刑为荣的律师——现在以每周几十人的速度将敌人送上了断头台。到1794年7月他本人被处决时，超过一万七千人被正式处决，还有数万人在监狱中死亡。
注意这个数字：一万七千。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每周大概二百三十人。
而这个恐怖时期的核心动力，不是暴君的残忍。而是“结构的缺失“。
革命政府试图建立结构。他们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他们成立了革命法庭。他们通过了关于价格、粮食供应和嫌疑犯的法律。但这些结构是脆弱的、临时的、不断被群众情绪推翻的。罗伯斯庇尔本人多次抱怨，他无法控制巴黎各区的革命委员会——那些由街头人群控制的、没有法律约束、没有上级审查、没有标准程序的“人民法庭”。
换句话说，恐怖不是极权主义的结果。它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果“。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判断：“大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悲剧性的比喻。但它更接近工程学上的事实：一个没有承重墙的结构，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
俄国的教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17年，历史重演了。只是更血腥。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临时政府上台。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一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充满自由理念——宣布俄国现在是一个自由国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在纸面上，它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之一。
但在现实中，军队在瓦解。农民在夺取土地。工厂主在逃跑。工人在占领工厂。民族独立运动在各地爆发。
临时政府试图制定法律来管理这一切。但他们没有军队来执行法律。没有官僚机构来实施法律。没有法院来审判违法者。他们只有纸和墨水。
弗拉基米尔·列宁看到了机会。他不是因为更相信自由而上台的。他是因为更理解结构而上台的。
列宁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听起来像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权力归于人民委员会。但列宁的“苏维埃”不是无结构的群众集会。它是一个“党派控制的机器“。有纪律。有等级。有执行部门。有惩罚措施。有由钢铁和意志铸造的结构。
到1918年，布尔什维克已经彻底摧毁了临时政府试图建立的所有自由机构。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结构——切卡（秘密警察）、集中营、粮食征募队。
一个自由社会在十二个月内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政权之一。
为什么？
不是因为有阴谋。当然有阴谋——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熟练的阴谋家。但阴谋不是原因。原因是“真空“。当临时政府无法建立一个能让军队保持团结、市场保持运转、农田保持生产、法庭保持开放的结构时，任何一个有结构的组织——不管它的价值观多么可怕——都会接管。
列宁本人后来写道：“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混乱中崩溃了。我们给他们上了秩序的一课。”
他说得完全正确。只是“秩序”意味着古拉格。
今日的教训：失败国家的解剖学
你可能认为革命是过去时代的事。我们不再需要担心无政府状态了。
那么看看塞拉利昂。1991年至2002年内战期间，这个西非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政府失灵了。军队解散了。法院关闭了。货币崩溃了。自由——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没有规则的自由——降临到了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头上。
结果如何？
革命联合阵线的叛军开始砍掉平民的四肢。不是因为他们憎恨平民。而是因为他们发现，当你砍掉一个人的手时，那个村庄的人就会逃跑，留下所有食物和财产。这是一种残忍的计算——无结构的自由实现了它的逻辑终点：“恐怖成为最有效的货币“。
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曾研究过“失败国家”这一类别。他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不是因为它们太专制。而是因为它们“太没有结构“了。
索马里。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
这些国家的政府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无法履行——收税、维护道路、执行合同、记录产权、维持治安。它们不是暴政。暴政太费力了。它们是“无政府状态的缓慢腐烂“。
联合国每年发布一个“脆弱国家指数”。得分最高——也就是最脆弱——的国家，从来不是朝鲜或古巴那种极权警察国家。它们是没有有效政府的国家。索马里。南苏丹。也门。
换句话说：暴政比混乱更糟糕吗？是的。但混乱比暴政更糟糕吗？注意这里的比较。混乱—暴政—自由，不是一条直线。混乱往往通向暴政，就像河流流向海洋。因为混乱中的人，为了摆脱混乱，愿意接受任何提供结构的人。
“人们会为自由而死。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会为了逃避混乱而放弃自由。“
这条真理解释了人类历史中惊人的一部分。
那么，什么样的结构才能让自由成为可能，而不是扼杀自由呢？
三个条件。不多不少。
1. 法治——不是人治
“法治”这个词经常被滥用。政客们说“我们需要法治”，意思是“我们需要执行我认为正确的法律”。
那不是法治。
法治的正确定义是：“规则必须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包括制定规则的人。“
如果你和我的法律不一样——如果你可以从法律中得到豁免，而我不行——那么这不是法治。这是人治。只是换了另一个“人”。
法治之所以能产生自由，是因为它创造了“可预测性“。你可以签订合同，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履行了义务而对方违约，法院会执行你的权利。你可以存钱，因为你知道明天这些钱不会因为某个官员的突发奇想而被没收。你可以说话，因为你知道法律会保护你不受暴徒的侵扰——这条法律也适用于暴徒。
法治的第一个敌人不是暴君。法治的第一个敌人是“例外“。一旦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的整个逻辑就崩溃了。
划下这句话：“法律面前的平等不是正义的理想。它是自由的技术前提。“
2. 产权——不是财产本身，而是预期的稳定性
经济学家通常把产权定义为“控制、使用、转让、排他的权利”。这没有错。但它遗漏了一个关键的维度。
产权是一种“预期“。
当我拥有一块土地时，我不是在拥有那块泥土和岩石。我拥有一套关于其他人会如何行为的预期。我知道你不会把棚子建在我的田里。我知道警察不会无缘无故地把我赶走。我知道如果我今天种下玉米，三个月后我就能收获玉米。我知道如果我改良土壤，收益归我，而不是随便哪个路过的人。
这些预期不是天然的。它们是结构创造出来的。财产登记处。调查地图。契约记录。法院。警察。继承法。税法。
所有这些机构的存在，使一个人可以说“这是我的”而另一个人会说“好吧，你的”。
没有这些结构，原则“这是我的”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争论。争论往往以暴力结束。
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洞见：“产权不是关于拥有东西。是关于拥有一个功能正常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未来是可以预测的。“
3. 强制执行的权力——但必须受约束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自由需要权力？
是的。但必须是正确种类的权力，在正确的位置，有正确的约束。
因为记住我们的核心观察：结构消失的地方，暴力就会出现。而暴力与权威的区别在于：暴力是任意的；权威是可预测的。
当你让一个法庭裁定你的合同纠纷时，你是在向权力投降——但这是受规则约束的权力。你知道程序。你知道上诉权。你知道法官不能因为不喜欢你的脸而把你送进监狱。
当你给警察逮捕小偷的权力时，你是在给予权力——但这权力受到搜查令、合理的理由和事后审查的限制。
当你让政府征税来修建道路和法院时，你是在授权——但授权受到预算、选举和审计的限制。
没有这些权力，自由就无法存在。因为没有这些权力，小偷可以自由地偷窃。暴徒可以自由地恐吓。骗子可以自由地欺诈。
所以这里有我们章节中最具反直觉的句子：
“自由不是从权力中解放出来。自由是从任意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进入可预测的权力。“
你可能觉得这些例子——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塞拉利昂——离你很远。你可能生活在一个宪法稳定、法院运转、警察局开门、货币值钱的国家。
很好。这意味着结构在起作用。如果你感觉不到它，那说明它设计得好。
但不要混淆“感觉不到”和“不需要”。
想想过去二十年你注意到的每一个“混乱”的例子。占领华尔街。香港的抗议。智利的示威。美国国会大厦的冲击。
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吗？它们都指向了“对现有结构的不信任“。人们觉得法院不公正。觉得选举是表演。觉得法律只适用于穷人。觉得规则是别人设计的，用来困住自己的。
当这种不信任积累到临界点时，人们开始看到“打破结构”是通往自由的道路。他们开始烧毁法院、忽视合同、拒绝纳税、抵制执法部门。
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案例中发生的事情。法国革命者烧毁了贵族法庭。俄国革命者解散了临时政府的官僚机构。塞拉利昂的叛军推翻了无能的政府。
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最初都感到更自由了。枷锁被打破。监狱被打开。登记处被烧毁。
三个月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烧毁你不需要的枷锁是简单的。但烧毁一个结构，你就烧毁了它提供的所有保护。
“你烧掉的法庭，也曾是你上诉的地方。你鄙视的警察，也阻止了你的邻居偷你的牛。你嘲笑的货币，也曾让你存下钱来。“
这就是为什么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最犀利的批评者——在1790年写道：“一个没有手段来改变自己的国家，就没有手段来保护自己。”
伯克不是反对自由。他反对那种认为你可以把旧结构全部扔掉、仅仅因为“它们是旧的是坏的”就相信新结构会自己长出来的想法。
结构不会自己长出来。结构是由人——通常是极其耐心、极其无趣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建造出来的。
让我们回到1792年9月的巴黎。回到那个血水流进塞纳河的日子。
那些杀进监狱的市民——他们以为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以为自己在行使自由。他们以为“群众成为法律”是一种进步。他们以为旧国王、旧法庭、旧结构已经死了，新的时代终于可以开始了。
他们是真诚的。他们是热情的。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信仰献出生命。
但他们是错的。
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自由误解为“结构的不在场“。他们以为枷锁的反面是空无。他们以为自由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书写任何东西。
但自由不是白纸。自由是一种已经学会了自我约束的秩序。它不是没有结构。它是一种“获得同意的结构“——由人建造、被人认可、为人的利益而运转。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一个持久的自由社会都是由建造者创造的，而不是由破坏者创造的。不是由烧毁法院的人，而是由设计法院的人。不是由诅咒税收的人，而是由监督税收用途的人。不是由说“没有规则”的人，而是由说“这些规则，如果设计得好，可以使我们自由”的人。
这个原则适用于王国，也适用于合作社。适用于市场，也适用于婚姻。适用于互联网，也适用于国际联盟。
“没有结构的自由不是自由。是混乱。混乱总是通向暴政——比你刚开始推翻的那个更快、更血腥、更不理性。“
这可能是你一生中要学到的最困难的一课。因为它要求你放弃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天，你就可以挣脱一切束缚，完全自由的梦想。
那个梦想是所有革命的开端。也是几乎所有革命以眼泪结束的原因。
但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梦想：一个足够坚固以保证和平的结构，同时又足够灵活以允许改变。一个足够强大以制止暴力的结构，同时又足够谦逊以向批评敞开。一个不是强加于你的结构，而是由你——与其他人一起——建造的结构。
这就是结构性的自由。它不是神话。它在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几次。雅典。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
每一个例子都表明：自由不是被发现的。自由是被建造的。一砖一瓦。一条规则一条规则。一场危机一场危机。由那些明白“结构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骨骼”的人建造而成。
因为记住我们章节开头的那个意象：水母认为骨架是一种束缚。直到它碰到鲨鱼。
骨架不会限制你。骨架让你能够站立、移动、奔跑，而不至于瘫成一团。
自由也是如此。
‘结构消失的地方，暴力就会出现。这是自然法则，不是政治选择。‘
‘你烧掉的法庭，也曾是你上诉的地方。‘
‘自由不是从权力中解放出来。自由是从任意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进入可预测的权力。‘
‘人们会为自由而死。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会为了逃避混乱而放弃自由。‘
- 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当代失败国家表明：没有结构的自由会迅速崩溃为暴力和暴政。
- 无政府状态不是通往更高自由的桥梁，而是通往部落战争和寡头统治的滑坡。
- 自由社会的三个结构支柱：法治、产权和受约束的执行权。
- 暴政比混乱更糟糕吗？是的。但混乱几乎总是通向更糟糕的暴政。
- 建造结构需要耐心、技术和谦逊——这些品质不如砸碎锁链那么激动人心，但对自由来说更重要万倍。